实名举报人惨遭报复陷害被污名 衡阳县公安局骗取奖状奖金获政绩:奖状尺寸

  实名举报人惨遭报复陷害被污名 衡阳县公安局骗取奖状奖金获政绩

  一、实名举报人简历:

  举报人汪士春,男,汉族,生于1951-01-04,住湖南省衡阳县界牌镇白象村萼雅堂组(于2017年9月脱离界牌镇,现隶属于衡阳县界牌陶瓷工业园)。于197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系白象村前任老书记。

  二、实名举报人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四大(类)举报,招致了社会黑恶势力与政府保护伞疯狂的报复与陷害。

  (一)举报人举报之《界牌镇纪委书记违法竞选村书记 白象村戒免书记摇身变为新书记》该举报发生于2019-04-10,后相继提交给县组织部及县、市、省纪监部门,而地方政府不但不作为,反而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诞生新的黑书记。其主要节点如下:

  1、2016-10衡阳县委组织部进行党建工作检查,对白象村书记汪士华作出戒免—年的处理;

  2、2016-12-02界牌镇党委作出界党发〔2016〕41号通报:免去汪士华白象村书记职务;

  3、2017-05-07白象村换届选举,界牌镇纪委书记凌剑,操纵和把持选举会场,并经党员投票当选为白象村书记,构成名副其实的插手基层选举,把持基层政权的事实;

  4、2017-05-08举报人口头反映到县纪委,要求作出解释,县纪委又将其推向县组织部,同样不能自园其说;

  5、2017-10新书记上任约五个月后,在未召开党员会议的前提下,凌剑将村书记一职权力私相授受于汪士华,构成黑书记的事实;

  6、2019-05-23工业园主持召开村党员会议,告知工业园罗维初被任命为白象村第一书记职务,举报人在会上两次要求宣读任命书而遭拒绝,就是因为工业园手中只有蒸政函〔2017〕139号文件而无蒸党函的党务授权,故该第一书记名不正言不顺,构成黑书记;

  7、2019-06-10在县组织部,由两副部长、基层办主任对举报人进行口头宣布:一撤销汪士华一切职务;二取销汪士华一切待遇;三工资算到2019年4月止,多领要清退。

  8、2019-6-13工业园主持召开村党员大会,突击选举,汪士华又被当上村书记,又是由工业园违法任命,将该黑书记予以了扶正直至现在;

  9、举报人自提起举报后,村开党员大会不予通知,并多次向县组织部反映也不起作用,剝夺了举报人的政治权利;

  10、值得深思的三个问题:其一凌剑堂堂的镇纪委书记不当,而屈尊到白象村抢选村书记,若非上级授命,你就借他一百个胆他敢不敢为?派他去白象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其二衡阳县组织部二副长与基层办主任于6月10日对举报人作出口头,不到三天就出尔反尔,是谁有如此大的能耐,能擅自改变县组织部的集体决定走向?其三究竟是谁在破坏选举法?

  (二)举报人举报之《白象村小官大贪 工业园全权保护》始于2019-04-25~后,相继提交到县、市、省乃至中央纪委,而地方纪委均不作为,直至中央纪委受理。其主要节点如下:

  1、2013~2016-12原白象村老书记、原界牌镇人大 汪义兆与该村前老干汪三元及另四村民,就对汪士华多次进行举报。于2013-05-30界牌镇政府、镇农经站作出《关于界牌镇白象村汪士华同志举报一事的材料》。该材料欲盖弥彰、藏头露尾、顾此失彼、到处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2、2019-04-25两实名举报人汪士春、汪三元以《白象村小官大贪 界牌镇强权保护》分别邮交市、省纪委,省委第十巡视组及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

  3、2019-05-23白象村召开党员组长会议,组成财务清帐工作组,决定由原村老干、原村财监人员及两举报人组成。可不到三天,组长宣布退出,后仅只剩下两举报人,自27日清帐开始,且在监控下进行;

  4、工业园为防东窗事发,于6月3日下午,主持召开清帐组、村财监委、村议事委会议,组成另一个清帐小组,与举报人形成对台戏,走马观花地看凭单,借以干预两举报人;

  5、以村老干、财监委、议事委组成的11人新清帐组,自6月4日开始至6日中午,历时二天半作出《关于白象村财务审查报告》“汪士华同志在担任白象村书记期间,没有贪污公款行为,还汪士华一个清白”在全村各组广为张帖,并动用工业园的宣传工具高音喇叭宣传,为汪士华呜不平;

  6、实名举报人汪三元迫于镇政府、工业园及村黑恶势力的高压态势而退出后期举报,以四起四落告终;

  7、举报人汪士春奋战27个昼夜,终于2019-06-24再次提起举报《白象村小官大贪 工业园全权保护》揭示汪士华侵吞五保、低保、灾减、社减、移民、水利、粮补直补、退耕还林、村道硬化等16大款项,涉案金额为837万之多;

  8、2019年7月该案被中央纪委受理,“上不封顶 一查到底”因久未公布结果,导致举报人面临四面楚歌,各种报复接踵而至。

  (三)揭露界牌陶瓷工业园強行违法征地的黑幕。其主要节点如下:

  1、衡阳县政府蒸政函〔2017〕139号文件,将该县界牌、石市、渣江三镇7个行政村,计37.6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人、财、物、事全权托管于工业园,行使项目征地拆迁安置、土地报批等十大项内容,明显违法违宪且逾权越权,严重违反了《土地管理法》,致使该37.6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衡阳县政府的自留地;

  2、在工业园内设立泰清派出所,为征地折迁保驾护航,动不动就抓人,违背了中央三令五申的“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之规定;

  3、三无征地:无省政府农用地转用.征收审批单;无县政府土地征收通告;无征地补偿安置方案通告;

  4、不但是未批先征而且是未批先占,在与组协议都不完善的前提下强行动工,上访县政府无用,拨打12345不予,致民怨沸腾;

  5、于2020-02-24邮交县政府县长收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具行政主体资格的县政府不予,而由不具主体资格的工业园率市12345共同作出〔衡阳电子政务〕的短信及在湖南红网的相关评论予以;

  6、于2020-04-10邮交衡阳市政府《行政复议申请书》在法定的60日内,市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构成行政不作为。而对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而提交给县政府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却越俎代庖地作出短信,是故意违反法定程序的乱作为。

  7、因工业园与市政府共同作出的〔衡阳电子政务〕的短信,夾带了衡阳市政府的行政行为,于2020-02-28向湖南省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而省政府分别于2020-03-12、-4-02作出湘府复补字〔2020〕59、59-1号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借以误导、忽悠申请人。继又于4月7日作出湘府复告字〔2020〕59号“不予受理”的行政复议告知书,借以规避自已的法定职责;

  8、申请人不服县市省三级地方政府的行政不作为,而于2020-06-09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行政裁决申请书》请求依法裁决,尚在依法进行中。

  (四)揭露以衡阳县公安局长为典型代表,对举报人实施的报复陷害,而向衡阳县检察院、湖南省公安厅提起的《刑事控告书》。其主要节点如下:

  1、举报人于1995年期间任乡瓷坭矿会计,企业给本人办理了农转非,于1997年因企业倒闭而回村务农,依法承包了田与山,并承担了国家的农特两税及三级上交义务,足以证明本人是该组集体经济组织之成员。并于1998~2002年2月担任白象村书记。自2017年工业园成立,却非法地砸烂了举报人赖以生存的唯一泥饭碗,分不到征地补偿款,断了烟火食。

  2、经粗略估计,自工业园成立后,整个工业园非转农返迁的达千人,举报人于2018年分别向县政府及工业园提交申请请求解决,而别人能返迁、全家能返迁的,唯图举报人不能迁,县人口管理大队长李怔故意刁难,用市局的内部传真电报,抵抗公开公示的衡公发〔2016〕20号文件,举报人不服,于2018年8月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而工业园在提起行政诉讼后,威逼白象村干作出《关于汪士春户口迁回原籍的决定》以“没有通过调查核实,开会集体研究加盖的村委会公章属个人意见,原盖章无效”的流氓法痞行径,导致行政诉讼败诉;

  3、在行政诉讼辩论时,原告发表题为《原告汪士春法庭控辩词 公安行政 公权私用 权力寻租 祸国殃民》,被告县公安局三位领导参庭,并未对该词提出异议,就已等同于默认。后原告将此词发帖于湖南红网,且自原告发帖到至今,被告县公安局也未在网上提出异议;

  4、2020-01-08举报人提起民事诉讼,又将黑手伸到民事法庭,因抓住法官毁证的现行,即借核原件故意删除了原告界牌镇政法委书记的通话录音,是原告提交法庭的证据,及与法官的通话录音,于3月31日原告以《控诉衡阳县法院违法违纪办案审案的暴行》列举了法官违法的1~14条枉法的事实,并分别邮交法院院长、县政法委书记、县纪委书记,才赢得了民事诉讼的胜利,获得了征地补偿款9366.5元的权利,突破了政府报复性的铁壁合围;

  5、2020-05-11界牌镇政法委书记、镇办公室主任光临举报人家,以落实法院判决为幌子,邀请举报人去界牌镇座谈遭拒绝。后又于下午02:55界牌镇党委周书记来电邀请,通话时长00:22:30,称县里刘书记,即县公安局长刘小龙己出发,要在界牌镇对举报人举行座谈会,同时邀请工业园参加,商谈的问题一是落实举报人的户口问题;二是落实待遇等。可举报人深知他们的醉翁之意,又再次拒绝了政府的好意;

  6、2020-05-18界牌镇政法委书记来电,通话时长00:15:58,其内容:一是刘县长要园区按法院判决落实到位执行到位;二为工业园纪委书记要陈联系举报人,汪士华表示愿意和你谈,你同不同意?3为汪士华来找你谈,你接不接待?4是你愿意和园区谈?还是愿意和组里谈?5为刘局长认可非法剝夺了你的权利,造成对你的伤害不对,园区和村要向你道歉;6不能把户口作为分钱的唯一的依据,在迁户口上已错,不能再错上加错,陈希望和解算了等一连十大优惠政策。综上政府意图已显山露水,就是冲白象村小官大贪一案的举报而来,并甘言以恬之,厚赏以诱之,促使案件和解,将案件私了,达到举报人撤诉之目的,但因举报人党性使然、原则使然又再遭举报人拒绝;

  7、县公安局新官上任起狼烟,举报人旧冤未雪添新冤:2020-05-27~28,衡阳县公安官方微信、官方衡阳日报、大律师网相继刊出《市公安局督察支队送奖上门,鼓励衡阳县这个敢于维权的警种》《为民警正当执法撑腰,衡阳县公安局因维权获奖》等称汪某发帖“发帖抹黑和恶意投诉”“故意捏造事实,捕风捉影,恶意举报”“该局一维权案例获评全省三等奖”“发放维权抚慰金2.8万元”简直无耻凶狂之极;

  8、象衡阳县如此的公安局,如此的公安局长,不但行政不作为,反而以牺牲举报人的名誉去邀功请赏,去获取政绩,获取荣誉,骗取奖金的下三滥手段,与杀人越货的強盗有过之无不及;

  9、2020-06-03、-06-07,举报人为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面对衣冠楚楚的局长,衣冠禽兽的道德,分别向衡阳县检察院、湖南省公安厅提起《刑事控告书》,于无声处听惊雷。

  三、控告人的《刑事控告书》因何在衡阳县检察院神秘地消失??

  1、控告人于2020―06―03经中国邮政9899134639643号邮交衡阳县人民检察院 立案侦查负责人收的《刑事控告书》邮单尚在,足可作证。

  2、衡阳县检察院于2020—06—05 09﹕10﹕51的已签收﹕“最新进展[湖南衡阳县中心]在衡阳市(应为县)已签收,收发室:检察院传达室,投递员:谭健,电话:15074773303”网上可搜可查可作证。

  3、控告人于6月16日下午去县检察院办公大厅控告申诉科了解案情进展情况,而当值(女)称未收到该控告件。

  4、控告人于下午3﹕08拨通邮递员谭健电话,谭于3﹕19赶到该院传达室,经三方当面,传达室认可收到该文件并与当日报纸一同交上了二楼。

  5、谭同控告人一起找上二楼203室,而该室却矢口否认收到该控告件的事实。

  6、控告人无奈于下午3﹕36~39一连5次拨打12309投诉,均是“欢迎致电检察机关12309检察服务热线,本地检察院请按1”而挡按下1时,却是“对不起,你输入的区号有误”。如此周而复始地5次恶性循环。现有通话录音为凭。

  7、查检察院的工作职责:2、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直接进行侦查。而控告申诉科(女)则称:报复陷害案不属检察院受案范围,应找县政法委;而另一男士则称该案属于县纪委监察部门管辖;企图误导控告人,借以规避隐瞒控告材料的法律责任。

  8、控告人又于当天下午向县政法委反映,均得不到妥善答复。

  9、最高法丢失民事案卷事件惊动全国并启动了调查程序,而控告人的刑事控告书在县检察院神秘地消失,他们就这么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是真丢还是假丢?还是被盗?是外人干的?还是监守自盗?如果是外人干的为什么不报案?如果是真丢了为什么不采取补救措施?要控告人补交一份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要将控告人往政法委与纪检监察部门推?其幕后的故事也就昭然若揭了。

  四、官威大于天理,报复陷害举报、控告人的手段在持续升级。

  1、县检察院刻意隐瞒刑事控告书被发觉的次日,界牌镇政法委书记来我家,就此事征求控告人的意见,并希望不要把问题闹大,以协商解决为宜。故控告人提出要求,只要刘局长能自查自纠,为控告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承担侵权责任,同意协商解决,但只谈与公安有关的问题,其他免谈。

  2、6月19日拨通陈的电话,信息反馈,听话听音,陈言不由衷,控告人知道自己的起码要求,形同与虎谋皮,毅然依走维权路,于6月21日向衡阳市检察院提交了《刑事控告书》。

  3、6月5日县检察院收到《刑事控告书》后,肯定泄密于被控告人,于是被控告人暗中动用行政软暴力,利用村痞组霸,蓄意制造事端,又出台组规民约(据说约有13户签字)借以抵制法院判决的执行。同时又前门放火,后门偷鸡,在组向中央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裁决期间非法动工,于6月22日控告人再次拨打12345市长热线,希望衡阳市政府在此期间制止非法征地的行为,不要与中央人民政府相对抗。

  4、被控告人利令智昏,忘记了5.18要陈代为转告的“刘局长认可非法剝夺了你的权利,造成对你的伤害不对,园区和村要向你道歉”“不能把户口作为分钱的唯一依据,在签户口上已错,不能再错上加错”等的承诺,看来控告请人不屈服于官威、淫威,赢来的判决依旧是废纸一张。

  5、被控告人于去年5月25日当选,在一周年的5月25日,绞尽脑汁获评全省维权案例三等奖,获取奖金2.8万元,赫赫的政绩似乎铺平了升官之道,可以说是得胜的猫儿欢似虎,但忽略了一个问题,明知偷来的锣鼓敲不得,而被控告人却霸道使然,偏要将偷来的锣鼓敲得个震天价响以此立威,并借助媒体张扬,穿着“皇帝的新衣服”招摇过市到处显摆。殊不知己触犯了党纪国法。

  6、控告人自2020年6月3日、7日分别向衡阳县检察院、湖南省公安厅提交了《刑事控告书》至今未见官方启动程序,三网污名侵权依旧,继续对控告人实施侵权。

  7、古有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今年已古稀的举报、控告人,为着自己的人格尊严,绝不为五斗米折腰,绝不被邪恶势力所折服,而就范于被控告人的权威淫威。举报人就不信被控告人有御用的尚方宝剑,特赐的丹书铁券与免死金牌。誓为真理而奋斗,拼死抗争到明天。

  五、公示案件,曝光黑恶,是挽实名举报人于危难的唯一举措。

  综上所述。社会黑恶势力及政府保护伞对实名举报人疯狂报复陷害的升级,其斗争的焦点与矛头的指向均是针对《白象村小官大贪 工业园全权保护》一案,该案中央纪委于去年7月受案,至今快满一年,没有公示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案件复杂,牵涉面广。因未及时揭案,导致举报人举步维艰,各种报复接踵而至:不但剝夺49龄党员的政治权利,同时还剝夺古稀老人的生存条件,还公开利用媒体在网上进行污名。以致于发展到以衡阳县公安局局长刘小龙为首的一伙,无视举报人的人格尊严,损毁举报人的名誉,借以换取湖南省公安厅的“荣誉证书”、骗取维权抚慰金2.8万元。他们一伙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同时也展示了衡阳县黑恶势力与政府保护伞的肆行无忌:特别是白象村在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中,还应运而生、诞生了二个黑书记,得到了衡阳县委县政府的全方位保护。举报人因违抗刘小龙的圣旨,不愿将中央纪委己受理的案件和解处理而使报复升级,企图迫使举报人就范,现举报人已面临生死抉择的冲刺阶段,敬请中央纪委从速公示该案结果,挽实名举报人于危难。

  此致

  中央纪委

  实名举报人:汪士春

  2020-06-24

  后附:

  1、实名举报人原提交给中央纪委之《白象村小官大贪 工业园全权保护》及证据(41面)。

  2、实名控告人提交湖南省公安厅之《刑事控告书》(证据见下3中1~23号)(16面)

  3、实名控告人提交衡阳市人民检察院之《刑事控告书》及证据1~26号(142面)

  以上1~3共199面

花上千元就能买到国字头证书和奖状,谁是神秘卖家《二》?:奖状尺寸

  深圳圳莲公司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不用考试,只需提供身份证正反面和照片,交1380元就能拿到培训证书。先付380元定金,出证后再付尾款即可。记者问为什么比其他网络卖证的要价高,该工作人员称:“有很多证书只是挂网的,给你挂一段时间,短则两三个月,长则一年半载,后面就不行了。我们是正规授权机构。”记者调查发现,购买证书的除了个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培训机构。四川一家卖证公司的负责人称与一些培训机构合作,他们负责办证,培训机构负责组织培训和颁发证书。

  该负责人表示,培训机构可以开展培训,也可以直接卖证。证书价格由人数来决定,市面价一般要1980元,但机构购买800元就可以,30人以上的话还可以便宜一些,只要600元。中管院回应:有个别内部单位靠卖牌子、卖证书敛财,也有机构冒充其名义行骗.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属于违法行为。

  “国家事业单位”“证书含金量很高”是这些证书、奖状的卖点。那么,所涉及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到底是一家什么单位?记者查询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网站发现,中管院登记为国家事业单位,其举办单位是中国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促进会,登记住所为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新华大厦1226室。

小学生奖状印广告?岂有此理:奖状尺寸

  前段时间,网上热议的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丁里长镇王集小学发生的学生奖状印广告事件,终于以13名相关责任人受到追责而尘埃落定。

  不知有没有人为这13名受到不同处分的责任人员鸣冤叫屈的,仅仅因为小学生奖状印了广告而受到党纪政务处分,乃至撤职处理,似乎很冤。其实,一点都不冤。这起商业广告进校园事件,严重违背了国家教育部和山东省委、菏泽市委的相关通知要求,充分暴露了个别领导干部纪律意识淡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题,相关责任人不被处理,党纪难容。

  有网友评论道“菏泽的商业头脑,独树一帜。前有红领巾,今有奖状,一脉相承。”网友的评论是有所指向的,2018年9月份,菏泽市开发区丹阳路小学红领巾、小黄帽印制广告事件曾引起媒体广泛关注。虽然涉事的丹阳路小学校长和菏泽万达广场管理公司总经理等数名责任人员分别受到党纪处分和解除劳动关系处理,但显然没有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仍没能组织商业广告进校园的“步伐”。

  校园乃一方净土,拒绝任何形式的“污染”。在三好学生奖状、红领巾上印广告,让学生成为免费的宣传员,在商家看来不失为一个“好创意”,若不是相关部门及时制止,恐怕还会推广开来。

  三好学生奖状是学生通过不懈努力,付出辛勤汗水得来的,更是激励学生上进的动力。红领巾更是国旗的一角,红色象征着烈士的鲜血,告诫着祖国的未来永远铭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前者代表着学生的荣誉,后者更是神圣不可亵渎的,而商家竟然打起了二者的主意,真是“想得出就能做得到”。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商业广告进校园,肯定是有利益驱动的。商家自不必说,让广告进校园自然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学校负责人想必也是得了好处的。一个为了商业利益,一个为了“蝇头小利”,双方一拍即合,皆大欢喜。

  那些履行监管职责的领导们呢,可能不会从中捞到任何“好处”,最后却闹了个处分。他们冤吗?不冤。如果他们能够严格履行教育监督管理职责,敢抓敢管,真抓真管,以“红领巾事件”为戒,深刻反思,认真整改,那么学生奖状印广告事件还会发生吗?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值得庆幸的是,山东省纪委监委和菏泽市纪委监委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出击,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平息了公众的愤怒,更给纪律意识淡薄者敲响了警钟,维护了纪律的严肃性。

  “令行禁止”是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各级党政组织、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提出的明确要求,我们必须认真遵守,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决不能让类似学生奖状印广告的事情再度发生。

让奖状回归奖状的“初心”:奖状尺寸

  山东某小学奖状上出现眼科广告事件后,涉事校长被停职处理,涉事眼镜店被立案调查。

  广告应出现在它本应当出现的地方,而不应出现在一些不妥甚至是违法场合。奖状作为奖励给学生,鼓励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重要物件,并不适宜出现广告。难道读书好的同学,眼睛更可能出现近视?商家觉得有利可图从而针对目标客户群体发出要约邀请?这些我们暂且不得而知,但这种做法的确冲击了道德底线,挑战了公众眼球。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教会孩子们知识很重要,学生只有把各方面知识牢牢掌握,才能更好适应社会快速变迁,应对风险与挑战,未来给自己和家庭更多安全感与稳定感。同时,学校更重要的是教会孩子们为人处事。且不谈性格决定命运,但至少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学好了知识缺失了善心终究成不了才。当商家的广告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奖状上时,给孩子们的心灵形成何种影响,尚难进行评估,但可以肯定的是绝不属于正向指引,人们见到这种情况很容易吐槽为“奇葩”。

  当然,该事件也要客观公正地处理,媒体监督是监督,但毕竟不是执法者,群众监督是监督,但毕竟不是司法机关。在一些人口诛笔伐时,如何冷静而正确地处理事件很考验能力和勇气。广告有《广告法》等法律法规规范,对于构成违法的,势必应依法处理,同时扩大警示教育范围,以便汲取教训,下不为例。如果因为有媒体压力,有群众若干双眼睛盯着,就枉顾法律和规章制度,一味强调严厉制裁、严肃处理甚至顶格处理,而缺乏处理依据和理由,那又成了另一种乱为,甚至成为拿人当替罪羔羊,显示此前管理并无大碍的障眼法。

  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学校是一方净土,传承知识与精神的地方,教育是公益事业,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艰巨任务。学校管理者应当多思考如何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教,确保更多优秀教师稳固,如何改进教育管理方式方法,促进教育事业长远发展。学校经济方面或许存在压力,但解决途径绝不止拿奖状做广告这一条,凡事多琢磨法律和制度规定,多防备风险和漏洞,多践行集体决策机制,问题是能够减少直至消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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